2022年7月30日晚7时30分，湖南科技大学翻译史与跨文化研究所“月湖桥畔”系列学术讲座在腾讯会议开讲。第三讲的主题为“新知与新语：各学科专门术语的译介”，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主讲，并由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、湖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王宏志教授主持。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，既有翻译史、汉学领域的专家，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。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，以飨读者。

△章清教授

首先，章清老师开宗明义，西学东渐的本质关乎知识的传播与接纳，而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大量“新名词”与“新概念”的浮现。追踪各近代学科知识在中国的成长，有必要审视各学科术语的译介与基本概念的确立。而且，语言现象与历史进程往往是高度契合的：“新名词”与“新概念”的浮现，既象征着西方“近代”世界的诞生，也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，甚至“重塑”中国的社会与历史。

讲座主要围绕晚清学科术语翻译所涉及的三个重要因素 “知识”、“政治”与“文化”展开，探讨这些因素对晚清民国时期“新名词”与“新概念”的接纳所产生的影响与制约。为此，章清老师也强调，“新名词”“新概念”的涌现，既涉及“知识”问题，也与“政治”“文化”的演进息息相关。

一．理解新知识：催生学科术语的基本因素

首先，章老师认为“新名词”与“新概念”浮现的本质，是中西文化交流引发的知识迁移：正是“新知识”的传入和译介催生了“新名词”与“新概念”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对来自域外知识的把握，学科术语往往是最难以译介的，译者对此的翻译也受制于个人“知识”，存在“知识”的屏障。严复（1854-1921）作为翻译名家，亦阐明新名词、新概念的翻译需建立在对新知的理解之上。在《天演论》中，严复就直言译者面对各类学科新知，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，须“自具衡量，即义定名”。

章老师简要回溯了西学东渐中新名词翻译的各种方法，讲述了晚清翻译学科术语的曲折过程。进一步的，还重点说明随着新知识涌现，统一学科术语译名也势在必行，这一过程也贯穿晚清民国时期，各方人士都在做努力。

△《原富》书影

综上，章老师小结道，学科术语的形成，关乎如何理解外来的“知识”。对于“趋新”的学者，基于对“新知识”的接纳，他们也乐见引入“新名词”；但于守旧者而言，他们难以接受“新知识”，也会以“新名词”违反“文章之道”为由，排斥新知。但接纳新知识、思想的潮流，终究难以阻挡。

二．近代意义的“国家意识”主导的“政治话语”

除了一般视作与“科学知识”相关的学科术语，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学科术语，往往涉及“政治”因素，也值得结合新的政治治理方式的出现加以检讨。章老师认为，从“天下”到“国家”的转型仍是值得重视的视角，伴随近代“国家意识”的浮现，大量与“国家”、“社会”密切相关的“新概念”大量涌现。“新概念”映射了新的政治治理方式，其取舍也往往出于“政治”的考量。

△严复译《群己权界论》书影

以“自由”来说，严复就阐明“自由”构成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。他注意到，与西方“以自由为体”不同，中国历代对此却颇为忌讳，往往避而不谈“自由”；晚清对“自由”的介绍，偏向“民权”，带有强烈政治意味，张之洞、叶德辉等均对此大加批判。为了化解由此造成的“紧张”，严复试图区分“自由”与“自治”，梁启超（1873-1929）还试图将“自由”替换为近似的“自主”“自治”，但发现内涵终究存在差异，“自主”与“自治”都各有明确的指向。

由此可见，“自由”、“权利”等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关键，皆因它们是确立个人—社会—国家新型关系的关键性概念，由此也引发旧有政治秩序捍卫者的抵触。此外，政治性概念在晚清遭到排斥，也突出反映在兴学过程中。

三．以“文明”为中心的学科术语

“知识”与“政治”之外，“文明”因素同样催生了“新名词”和“新概念”。章老师阐明，由于中西强弱对比在晚清已发生巨变，立足于“文明”和“教化”的维度重新认识中国，也成为“新名词”涌现的关键。

章老师简要梳理了“文明”等新名词在中国出现的历程。这些新名词是来华西人“援西入中”的产物，傅兰雅（John Fryer，1839-1928）、林乐知（Young John Allen，1836-1907）等人著作中，往往援引“教化”“文明”及与此形成对比的概念，论断中西历史的差异。

△林乐知

除了西方，以“文明”为核心概念重新认识中国历史，日本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。晚清士人受此影响，开始援引“新名词”“新概念”重探中国历史。当时的历史教科书也广泛采用了这些“新名词”。

章老师指出，历史教科书中“新名词”的大量涌现，意味着书写历史的话语发生转变，这更是引发“文化”上的抗拒。对“新名词”的警觉，不仅体现在教育方面，还引起对“语言文字”有所用心之辈的重视。直到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康有为（1858-1927）、林纾（1852-1924）等仍撰文抨击“新名词”。

余论：回归“知识”后的持续论辩

在讲座最后一部分，章老师延伸考察了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对“新名词”和“新概念”的持续讨论。由于过度关注新词的政治意味，晚清显然还未能做到对此的深刻反思，到民国时期才堪称有所检讨，基于“知识”的立场又有所回归，并重新审视已经“定名”的一些新词。

最后，章老师总结道，“新名词”、“新概念”的出现，与理解另一种文化息息相关。之所以选择“知识”、“政治”、“文化”作为解析学科术语的“关键词”，是因为尽管学科术语各不相同，但几乎都会牵涉上述因素。考察学科知识的成长应重视学科术语的确立，正是这些学科术语的译介和规范化，最终才使学科呈现清晰的图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