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读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那些跨越语言的叙述依然灼热。但这一次，我以翻译学徒的目光重新审视，发现字里行间藏着一堂深刻的翻译课。当斯诺写下“Red Star Over China”，他完成的不仅是一次采访，更是一场文明的转渡——而今天的我们，正是这场转渡的接续者。

翻译的抉择常是价值观的抉择。书中“人民”一词的英译，斯诺没有选择常见的“people”，而是多处使用“the masses”。这不是词汇量的炫耀，而是立场的微妙倾斜——“masses”带着数量、温度与集体的重量，更贴近革命语境下对人民力量的理解。在翻译类似文本时，我们常面临这样的选择：是追求字面对等的“正确”，还是捕捉精神气质的“准确”？红色经典的翻译，恰是在无数次这样的抉择中，完成了思想的摆渡。

最触动我的，是书中那些“不可译”时刻的智慧。当“长征”被译为“the Long March”，简单的冠词“the”赋予了这一事件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；当“红军”以“Red Army”进入英语世界，“红”从颜色升华为信念的图腾。翻译的创造性在此显现——它不是被动的转码，而是主动的意义构建。我尝试翻译一段关于延安窑洞的描写：“这些简陋的居所里，孕育着中国未来的蓝图。”如何传达“简陋”与“孕育”之间的张力？最终我选择了“humble dwellings cradling the blueprint for China’s future”，“cradling”（孕育、怀抱）一词让窑洞具有了母性的温暖，这正是翻译在细节处的革命。

比较不同译本成为一场思想探险。董乐山先生的译本严谨庄重，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质感；而近年新译本语言更生动，却少了几分时代的烙印。这种差异让我思考：翻译红色经典，我们译的究竟是历史的事实，还是历史的精神？作为党员译者，或许我们肩负着双重使命——既要对原文忠诚，又要让革命精神在新的语言土壤中焕发新生。

合上书页，那段关于翻译的著名标准“信、达、雅”在我心中有了新的回响。于我们这一代青年译者而言，“信”是对革命历史的敬畏，“达”是让红色精神跨越时空的对话，“雅”则是以优美准确的语言，让信仰绽放应有的光芒。语言在此刻显露出它的本质——它不仅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文明的血管，将一种精神的血液，输送到另一个时代、另一种语境的生命体中。

未来，无论我站在哪个翻译台上，这本书都将提醒我：我们译出的每个字，都可能成为一颗种子；我们搭建的每座语言之桥，都可能让一种伟大精神抵达新的彼岸。这是翻译的专业课，更是党员的人生课——在两种语言、两种文化的交界地带，做一个忠诚而智慧的摆渡人。

作者：本科生第二党支部  22级翻译1班  余诗灵